记忆里，我们学校的市区校园特别美丽。红砖砌成的教学楼分布在马路两边的校区，高大的法国梧桐种满主g道两边。春夏时节，茂盛的枝叶相交，形成一条天然的绿sE拱廊。秋冬时节，红h相间的落叶铺满地面，当你走过时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
大学的生活是不上发条的。在中国，只要你过了高考，进了大学，是没有从大学毕不了业这回事的。大学男生的生活就是打游戏，喝酒和泡妞。大学nV生的生活就是打扮和谈恋Ai。虽然我们也学习，但是用功的程度和高考前是无法相提并论的。不过就是在这种轻松的氛围下，我学到了之前十一年里没学到的很多东西，也发现了这个国家的很多谎言和这个社会的很多荒诞。
在高中的时候，因为理科很差，所以我高三选科选了历史。历史课上，老师讲很多英国、美国、德国等等大国崛起的历史，但是关于中国的却讲得不多，特别是中国当代史。关于1957年反右运动，1966到1976的文化大革命，老师只是一笔带过。而那时是根本不知道1989年，就是我出生后那一年发生了什么事的。读历史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就是Si记y背，然后考试的时候，把记得的东西在胃里憋到难受之前，全部吐到纸上就好。
大学里有两位三十出头的年轻老师，一个是讲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邢老师，一个是讲语言学概论的钟老师。是他们让我和班上的同学们了解到中国当代历史的真相。
邢老师黑发披肩，戴一副大大的黑框眼镜。她说话语调平和，声音不高，语句朴素。她说要学中国当代文学史，就一定要了解中国当代历史。她在课上讲了一些，还有每学期会列一个书单，让我们自己。时间久远的关系，很多的细节我都记不清楚了，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她用USB拷贝给我们的纪录片《》。看了那个片子之后，我才对1989年6月4日的广场事件有了基本的了解。我清楚的记得，当时的想法就是自己接受了那么多年教育，怎么对这一中国当代历史的重要事件一无所知，自己怎么被蒙骗了那么久。之后我就对中国执政的合法X产生了怀疑，对之前学生生涯中经历和接触到的很多东西都产生了怀疑，b如带红领巾，进共青团，把国家叫做“祖国母亲”，把学生叫做“祖国的花朵”等等。回家后，我把片子给我父亲看，他看完，说到当时学生为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被残酷无情的政府屠杀时，他哭了。
后来我在香港的街头，竟然遇到了像当年广场上的学生们一样追求民主自由的年轻人。2014年的我已是一个记者，站在金钟政府总部的楼梯上。我看到对面怒火中天的人山人海，他们冲过马路，堵住车流的去向，冲击政府总部门口顶着铁栅栏的警察。胡椒喷雾朝他们S去，他们打开雨伞遮挡，继续抵抗。催泪弹朝他们掷去，他们四散，却去寻找新的占领之地。我深深地理解他们的行为，因为我来自的那个地方正是他们不想他们的家乡沦为的模样。虽然作为一个记者我本该和报道的对象保持适当距离，但在那漫长的79天里，我情不自禁地和他们一起愤慨、害怕、悲伤、最后无望。
大学里的另一位钟老师人高马大，X格直爽，说话幽默。他在语言学概论的课上基本只用最后20分钟讲语言学，之前的时间就是天南地北的“瞎扯”。在他的“瞎扯”里，我却知道了很多中国社会的真相，b如顶尖的百分之十的人才都出国了，之后的百分之十在政府当官，余下的百分之八十就在社会上混，讨生活，b如中国社会里就是无耻之人在高位的。他说他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都在等待改变，但改变从未到来。果不其然，在我毕业一年后，他和妻子移民去了美国。
邢老师和钟老师都是勇敢的人。在言论不自由的中国，在光天化日、众目睽睽之下，他们说真话的代价可能会是很沉重的。当时听说秘密机关总在大学里潜伏，时不时的请持不同政见者去“喝茶”。但是如果没有他们的敢言，也就没有今天明辨是非的我和我后来的故事。
还有一位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教中国现代文学的郭老师。他四十出头，头发有点秃，但身材匀称，有着闪亮的眼睛与和风细雨般的声音。他给我的感觉很像娄烨电影《颐和园》里的男主角周伟，也是郭老师让我深深迷上了现代诗。记得当时喜欢的中国诗人有穆旦、多多和海子。还喜欢一些西方现代诗，但那些诗人的名字记不得了，能想起的出现在诗句中的词语只有“金苹果”，“银苹果”，“炼金术师”，“玫瑰玫瑰，永恒的玫瑰”。也不知我记得的词句是否真的存在，不过当时读诗的感觉，是怎么也忘不了的。我会趁宿舍里没人时，诵读诗歌，感觉字里行间音乐的韵律，当读到好的诗句时，会着迷，会觉得天旋地转，会觉得眼前出现银白sE的光晕。
我也像其他nV孩子一样谈恋Ai。人生中所谈的所有恋Ai几乎都在大学里开始与结束。与左浩明谈的那场恋Ai算最让人难忘。他大我一届，却和我同岁，学的和我一个专业，是从江苏一小镇来上海读大学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他长得并不算帅，但也瘦瘦高高，白白净净，留着短短的板刷头，戴着一幅红白边框的眼镜。
初见他时，我刚进大学，还在学校靠海的郊区校园读书。我在学校参加军训，他作为学长到宿舍里探望我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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